“为防盗版，我们成了地下工作者”

如今，一谈到盗版，人们总有聊不完的话题，记者参加了几个畅销书的新闻发布会，却好像参加“新书揭名仪式”一样，事先任你怎样寻根问底，出版社与作者决不透露半点有关“书名”的风声，因为在他们眼里，“书名”绝对是“绝密文件”，一旦传扬出去，定会有盗版者捷足先登，这并非是危言耸听。1998年7月底，南方某报发表了一篇余秋雨的专访，当问及他的近期创作时，余秋雨一不小心透露出1998年底他将把自己新创作的散文集《霜天话语》交给作家出版社出版，结果不到一个月，真的余秋雨散文新集尚在酝酿之中，书摊上已到处都是印制得很漂亮的“《霜天话语》”（伪本），里边的文章都是胡乱拼凑的，连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余秋雨写的小文章都搜集了进去。光一个书名，就出现这么多盗版，于是余秋雨与作家出版社开始紧张起来，警觉到盗版者就在他们身边活动，并不得不作出决定：书稿不邮寄，余秋雨写完后亲自从上海乘飞机护送文稿进京，作家出版社副社长白冰先生和责任编辑王淑丽女士亲自到机场接文稿，中间不能让第三者知道。改变原定的《霜天话语》书名，新书名严格保密，从编辑、印刷到装箱全过程，作者姓名和书名都换成假名，环扉页打上类似人民币防伪标志的条文水印，封面采用特殊工艺、纸张采用特种纸……

在1999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余秋雨的这本书，没有公开书名，不登封面，只以“余秋雨散文新作”一名就征订了19万册，居全国文艺类图书之冠，这样一来，书稿的传递更需要全封闭式地一环扣一环，不能有丝毫闪失。新书出来后，作家出版社在发行上采取风险经营的方式，一次备足货源，迅速覆盖市场，全国同日上市，不给盗版者可乘之机；在发货时，他们制定了缜密的统一发货、统一到货的运输方案，图书的包装一律不打印书名，只标明到货地点，以防图书中途被盗；他们还在封底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7条与218条，刊登查处盗版的举报电话等等，为防盗版不厌其烦。盗版的猖獗使真正的写作人和出版者不得不像做地下工作一样躲躲闪闪。作家出版社原先在作家们眼里打击盗版一直力度不够，但这次，由于事先已向余秋雨作过保证，为防止此书的盗版制定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并表示此次非比以往，一定动真格了。